“我最怕期末”:一名大學教師的焦慮
每到期末,校園里總少不了一點緊張和焦慮。學生焦慮,因為苦心備考想拿個好成績;老師焦慮,因為學生會使出各種招數來要分。編輯部近日收到
每到期末,校園里總少不了一點緊張和焦慮。學生焦慮,因為苦心備考想拿個好成績;老師焦慮,因為學生會使出各種招數來“要分”。編輯部近日收到國內一所知名大學老師周凱的郵件,痛陳他的“期末焦慮”。這是他一個人的焦慮還是屬于大學講臺上更多人的焦慮?對此,記者順藤摸瓜展開調查并邀請專家深入分析,試圖找出這背后的因由。
作為一名大學青年教師,我最焦慮的不是“時不我待”的教學改革壓力,不是科研上“不斷加碼”的績效考核,也不是學校周邊“突飛猛漲”的房價,而是我親愛的學生們對考試成績“正義凜然”的索要之風——
“老師,我要出國留學,勞煩您給我85分以上。”
“如果我這門課不能上80分,我就要被退學了。”
“如果我不幸考了84分,請老師多給1分保我上85分。”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每個學期,我最怕的是期末。從最后一節課結束到期末考試完成,學生們的“陳情”郵件會持續“轟炸”我的電子郵箱。有時候輔導員、班主任或家長們也會親自出馬,通過打電話、發微信、到訪辦公室等方式為學生“跑分”“要分”。而勢單力薄的我總是不堪其擾、難以招架,只得忽略郵件,關閉手機,甚至干脆逃離辦公室,這種東躲西藏、狼狽不堪的生活讓人著實心煩意亂。
然而,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后面。當頂住各種壓力,將分數如實提交教務系統之后,我的噩夢才真正開始。一旦查到期末分數,許多學生會立即向我表達對分數的不解、抱怨或失望。此時,“聲討”郵件撲面而來,洶涌澎湃。這些“群眾來信”有的是對我本人不能設身處地站在學生立場慷慨送分表示不滿,有的則列舉其他課程老師如何“通情達理”“善解人意”的生動案例,有的會委婉指責我的不近人情。面對雪片般飛來的問責郵件,我總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無奈和焦慮,甚至是委屈,仿佛大錯已然釀成——我的“任性”與“執拗”給這些青年人造成了無法挽回的災難性后果,同學們一個個哭泣、失落、憤怒的神情時常在我腦海中浮現,一種莫名的負罪感甚至會讓自己在睡夢中驚醒。這些郵件有時甚至讓我覺得自己是一名極為另類的大學教師。
我曾借訪學之機向哈佛大學、東京大學、香港大學等多所世界一流大學同人請教,如何應對學生“跑分”“要分”的行為,然而得到的回答卻是他們“從未遇到過此類現象”,并且認為學生向老師索要分數是一種嚴重的作弊行為,必須予以及時糾正和嚴格禁止。
近日,與幾位青年教師在學術會議之余交流時發現,大家雖身處不同高校,但在“給分焦慮”方面卻驚人相似,這不禁令人唏噓不已。在今天的中國大學校園中,為何“跑分”“要分”現象如此流行?一些學生為何如此理直氣壯?任課教師給學生打分為何變得戰戰兢兢?為何我們的“天之驕子”不去思考如何刻苦用功獲得理想分數,而是挖空心思向教師索要滿意分數?這些問題我們沒有現成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其背后有更為復雜的原因。實用主義盛行,浮躁之風侵蝕校園,重知識教育輕道德塑造的辦學模式,急功近利、望子成龍的中國家長,都可能是導致大學生“跑分”“要分”的深層誘因。由此,我們不應簡單地把板子打在尚處在人格養成關鍵階段的青年學生身上,而是要對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及家庭教育進行深刻反思。
當前,立德樹人是大學教育的根本任務,是培養高素質人才的根本要求。作為教師,認真公正地對待每一位同學的成績,既是我們的職業道德和倫理底線,也是樹立大學生正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關鍵一課,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隨波逐流,而是要讓青年學生清楚認識到獲取高分不能靠耍小聰明,唯有依靠勤奮刻苦和不斷努力。
說話間,面對眼前這400多份期末試卷和接二連三的“陳情郵件”,那種熟悉而又無奈的焦慮感再次襲來,然而我知道自己其實別無選擇,唯有堅守初心、堅守底線、堅守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