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絡直播發展態勢調查 "90后"的青春變奏和時代印記
大專及以上學歷網絡主播所學的專業編者按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做好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發揮他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要作用。近
大專及以上學歷網絡主播所學的專業
編者按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做好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發揮他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要作用。”近年來,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發展,以及青年個體意識和自我表達需求的不斷增強,網絡直播呈爆發式增長,直播平臺數量猛增,社會資本亦紛紛涌入。網絡直播主持人(網絡主播)以“90后”為主體,該群體思想活躍、流動性大,產生了深刻的社會影響。與此同時,極低的從業門檻,多元復雜的從業者,日趨加劇的競爭和資本擾動,使網絡直播發展面臨嚴峻挑戰。鑒此,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廉思課題組聯合42家網絡直播公司及平臺,運用專業化信息平臺,發放問卷1900份,深度訪談網絡主播100位,深入了解網絡主播群體的從業狀況和價值觀念,并就網絡直播業發展現狀及監管進行了分析和思考。
大學剛畢業時,謝菲菲因為找不到工作,在家“宅”了很久。后來她聽取了閨蜜的建議,開始試著上直播。眼看粉絲越來越多,她索性辭去工作,專門在網上“授課”——在謝菲菲等網紅的背后,聚集著數量眾多的粉絲群體。他們認同網紅的生活方式,并希望選擇同樣的方式生活。
從“趁家人不在的時候躲在衛生間里錄視頻”,到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親友特別是長輩的認可,謝菲菲付出了許多努力。在她看來,讓自己變美的同時影響和帶動更多人一起變得更好,是最讓她開心的事。“我身邊有個朋友之前對自己挺沒信心的,有一次我幫她摘掉眼鏡化了妝,告訴她上直播,結果她越來越有自信,自己以前從沒有被這么多人關注過……”
像謝菲菲這樣的年輕人在中國有40多萬人。統計顯示,北京地區的網絡直播平臺有100多家,全職主播約有7.6萬人,其中2014年開始從業的人數占7.9%、2015年占18.7%、2016年占62.1%,從業人數呈逐年快速增加趨勢。調查顯示,網絡主播群體多為90后,60%以上的觀眾也是90后。網絡直播是90后群體溝通交流和學習成長的重要互動方式,已成為90后的時代標簽。
1、“草根青年”是網絡主播的主力群體
與傳統媒體主播相比,網絡主播具有鮮明的特點。從客觀條件來看,直播環境不拘束于充滿鎂光燈的演播廳,隨時隨地都可以實現,只需要PC端或者移動端的支持就可以進行直播。從主觀條件來看,網絡主播的語言、面貌不需要具備專業主持科班出身的要求,只要有才藝有特色就可以吸引受眾。相比于明星、網紅的主播秀,普通人當主播的欲望更為強烈。網絡主播沒有特別的節目分類,內容具有隨機性和生活化,具有明顯的“草根藝人”“平民主持”的風格。
那么網絡主播究竟是哪些人呢?他們的群體構成是怎樣的?通過調查,課題組給網絡主播進行了簡單的畫像。
從專業角度看,網絡主播群體以藝術類專業為主,主要包括獨立演員歌手、流浪藝人、自由美術工作者、自由攝影師等文化領域新興青年群體。調查顯示,從專科及以上學歷主播所學專業看,藝術學專業的最多,占比38.7%;其次為管理學、經濟學專業,占比分別為12.2%、9.1%;文學、工學、教育學專業相對較少,占比分別為7.9%、7.1%和6.8%。藝術類專業居多符合主播的職業需求,也反映了直播行業的供需關系。
從地域分布看,來自省會城區和直轄市區的主播占比均為14.2%,地級市區占比17.4%,縣城及縣級市區占比16.7%,鄉鎮地區占比13.1%,農村地區占比24.5%,來自縣、鄉、村合計占比55.0%。從這個維度看,網絡直播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草根青年群體”上升通道的作用,為出身底層的文化領域新興青年群體提供了新的上升空間和實現夢想的機會。
2、網絡主播為什么受年輕人青睞
調查發現,網絡主播多數是普通的年輕人。王銳2016年5月在快手上做網絡主播,最開始的節目是唱歌和講段子,無論是深情的歌曲還是搞笑的段子,都能贏得粉絲的掌聲和禮物。就這樣,憑借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他的粉絲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從最開始的2000人,激增到70多萬人。很快,王銳就成為家鄉“名人”,街坊四鄰、親戚朋友都特別喜歡看他的直播。
網絡主播給年輕人提供了表現自己的機會,他們在溝通互動和才藝展示中感受到自己被需要、被認可,并在直播中不斷完善自己。特別是一些年輕人通過網絡主播,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實現了人生的價值。
網絡主播現象的出現,也反映了當代青年人個人世界建立和自我意見表達的內在需求,標志著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個體意識覺醒已經到了新的階段。
——網絡主播群體是伴隨著中國個體化進程而產生的新興青年群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正在進入一個更加個體化的社會,而90后、00后正是最為個體化的一代。個體主義的價值觀念喚醒了青年的個人意識,而移動互聯網的出現,放大了這種個體化的影響。在個體化崛起的過程中,青年人公共生活和社會交往的中心已經從體制內的大型公共空間(如廣場、禮堂、青年宮)轉移到圍繞某一主題的小型私密空間,比如密室逃脫、三國殺、穿越,以及想象的虛擬空間,如主播平臺和直播間等細分場景。因此,網絡直播的出現,實際上滿足了當代青年新型的社會交往需求,即公開展現個人欲望、生活抱負、在想象的情景中面對面地溝通。青年在網絡上建立起這樣新型的交往空間,成本更低,更加便捷,也更為直接。
——網絡直播滿足了青年人在陌生人圈層中的關系訴求。在一個高流動性和高度開放的社會,大多數社會互動都發生在互不相關的陌生個體之間,網絡主播設置的場景恰恰滿足了青年人在陌生人圈層中的關系訴求。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青年進入同一個直播場景中,在這里青年不必擔心丟面子,而且能夠找到自我定位的新方式。比如,饒舌青年可以找到自己展示的途徑(喊麥),擅長網絡游戲的青年可以得到無數認可(游戲主播),白領青年可以發揮他們的愛好和特長。因此,每一個主播空間實際上構建了一個多元的開放的社會空間。直播場景可以滿足青年對展現自我、尋求歸屬的情感需求。
——網絡直播符合當代青年的場景設置與使用習慣,滿足了青年被尊重、被認可與成名的想象,進而能夠在短時間內聚集大量青年,掀起青年參與直播的集體狂歡。青年不僅可以通過點贊打賞、留言評論、彈幕等方式,還可以通過間接參與直播內容的創作來和其他青年交流互動。直播場景滿足了不同階層中青年的相互交往和互動性需求,使得不同背景的青年在互動中形成體驗,促成認同,最終形成深度圈層。
3、網絡直播凸顯顏值、才藝和情緒供給
網絡直播平臺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給年輕人帶來了新鮮刺激的全新娛樂方式。好看的視頻,好玩的段子,好聽的音樂,一群有趣的人……在快手、YY、映客、花椒等網絡直播平臺上,這些年輕人盡情地展示自己,將生活中不同的一面展現給大家,有的甚至成為具有影響力的“明星”。
從網絡直播內容來看,網絡主播可以分為兩個大類:一個是“網絡秀場類”,主播或講段子、表演才藝,或陪粉絲聊天或展示其日常生活狀態,以“人”(主播)為核心;另一個是“網絡資訊類”,靠一些專業“拍客”在現場用手機鏡頭記錄下某事件,并同步在直播平臺上播出,以“事”(事件)為核心,功能定位則向媒體靠攏,通過直播報道某一事件或活動。但無論是人或是事,網絡直播提供的內容都是基于顏值、才藝和情緒的供給。
供給“高顏值”是主播最便捷的實現自我價值的途徑。這使網絡主播成為模特、歌手、演員等藝人在空檔期獲得收入的一種重要兼職。調查數據顯示,網絡直播63%的觀眾為男性,73.9%的觀眾為未婚,未婚觀眾中有62.6%沒有男(女)朋友,對顏值等有較強的需求。同時,從主播個人支出來看,支出中最多的是護膚美容占比18.2%,其次是娛樂交友,占比18.1%,再次是服飾占比15.5%,主播群體花費在個人形象上的費用遠高于其他同齡群體。
網絡直播內容趨向以娛樂才藝、生活才藝為主,通過聊天、唱歌、跳舞等形式,伴以互動的才藝直播最多。調查數據顯示,46.9%的主播日常直播內容為娛樂性才藝展示,38.3%為聊天陪伴,21.9%為生活才藝展示。從直播風格來看,占比最高的是搞笑吐槽風格,為54.6%;其次是清新溫婉風格,占比40.6%;客觀評論、尖銳犀利、認真嚴肅等直播風格的占比相對較低。
網絡直播內容包含著一種現象級的群體性情緒表達和供給。調查數據顯示,觀看網絡直播誘因中,40.1%的觀眾是“生活乏味、豐富業余時間”,39.6%是“欣賞才藝”,36.6%是“為了緩解壓力”,18.6%是“為了學習技能和知識”。51.5%的主播認為“直播能夠緩解粉絲們的壓力”,33.9%認為“直播能夠消磨粉絲的無聊時間”,28.3%認為“直播能夠引導粉絲積極的生活心態”,25.8%認為“直播能夠填補粉絲的空虛寂寞感”。可見,網絡直播可以起到較強的宣泄自我、轉換場景、緩解壓力、振奮精神的作用,達到潤滑社會、緩解張力的效果。
調查中一位網絡主播說:“直播想要獲得青年認可,最終是要貼近生活的,提供有溫度的產品。直播的內容始終是來源于生活,來源于青年的。在網絡上真正能引起青年人情感共鳴的主播,無論是唱歌還是聊天,都是對青年趨勢和青年文化有深入的浸染并有自己獨到的見解。”
4、網絡直播亟須加強規范和管理
“直播平臺是網絡世界里最沒有門檻的地方,主播的素質良莠不齊,觀眾也是魚龍混雜。而且現在很多直播平臺數據造假,直播平臺為了獲得投資人投資,加入大量的‘僵尸粉’。”調研中一位網絡主播坦言。
作為一種新興媒介,網絡直播深受年輕人喜愛,然而極低的從業門檻、多元復雜的從業者、日趨加劇的競爭和資本擾動,使網絡直播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調查發現,網絡直播以娛樂化社交為主體,不乏以擦邊“時政”、利用“風水”“占卜”等行為,導致部分網絡直播質量粗劣、水平低下、同質化嚴重甚至流于庸俗化、惡俗化等。調查發現,網絡直播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炒作帶來的負面效應。據相關研究機構統計,網絡直播市場規模2014年為54.3億元、2015年為77.7億元、2016年為208.3億元,2017年預計突破400億元。伴隨著這種快速增長,極個別在頂端的網絡主播獲得了百萬元甚至千萬元的年收入。例如1994年出生,被稱為“YY、快手第一紅人”的MC天佑年收入已經超千萬元,身價過億元,積累了3500多萬粉絲。簡單來看,網絡主播的產業鏈條,主要是依靠自媒體傳播平臺吸引粉絲,通過內容維持粉絲黏度,然后依靠背后的運營機構將流量變現。因此,產業鏈條本身的性質和特點,使得炒作成為網絡主播躋身更高層次、獲取更多關注和更多資源的最基本手段,炒作手段也不斷翻新。近年來的“直播造娃娃”“大涼山捐款”“群毆直播”以及“吃貨鳳姐”等就是典型的通過炒作吸引粉絲。但實際上,炒作帶來的負面效應和一些深層次問題不利于行業的健康發展。同時,結合眾多直播軟件來看,網絡直播在內容形式上也存在嚴重的“同質化”現象。
二是網絡直播面臨監管新難題。從世界范圍來看,互聯網的無邊界性和管理權限的地域性是該群體監管中面臨的“共性”難題,“以平臺監管為主、政府監管為輔”也成為“通行做法”。目前,網絡直播內容審核采取機器識別和人工審核相結合的方式。機器識別指的是應用第三方圖像識別服務,通過關鍵幀畫面截圖和分析來鑒別不良內容,但大量的網絡直播內容仍以人工審核為主,需要進行實時監察,對人力成本的耗費較大。網絡直播不同于網絡視頻和圖像,有充分的內容審核時間。現實中,由于一些直播平臺的上線資質由海外公司進行審核,也存在少數非法網絡直播平臺通過傳播色情淫穢內容來賺取非法收益的情況,對廣大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三是對網絡主播的思想和價值觀念引導難度增大。調查數據顯示,網絡主播的觀眾中25歲以下青少年占比47.7%,18歲以下青少年占比9%。調查中明顯感受到觀眾對于主播們的歡迎,部分已經達到了依賴、依從的程度。不少主播反映,青少年群體是“鐵桿粉絲”,極少數高中生幾乎將全部的業余時間用來觀看直播,會比較積極地通過刷禮物、加微信等方式與網絡主播建立相對固定的關系,也會把主播們作為知心姐姐、哥哥來咨詢相關信息。網絡主播由于收入差別、知識結構、思想認知、生活經歷、利益訴求而形成不同的價值觀念,差異日漸顯著。一些網絡輿情事件也表明,對于同一個社會現象,不同網絡主播表現出了完全不同的價值判斷。網絡主播現象的背后,既是碎片化的生存,也是碎片化的傳播,更是碎片化的場景。社交溝通即時軟件和智能手機的器官化,裂變式的放大能力和蜂窩式的自我復制,基于不同網絡主播的粉絲群體之間的價值觀撕裂度越來越大。在碎片化背景下,凝聚共識的難度不斷加大,如何在社會思潮紛繁復雜的年代,努力找尋青年價值觀念和精神體系的最大公約數,是我們未來工作面臨的重大挑戰。
5、關于網絡直播發展的思考
“網絡直播是一種生活方式,以前大家看電視,現在刷微博,以后可能就是玩直播。”網絡主播培訓負責人潘先生表示,“現在社會上對網絡主播存在一些偏見與誤解,實際上每個行業在剛剛興起時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社會公眾和政府管理部門應該對網絡直播持包容的心態。”
當談及怎么看待網絡直播行業的未來發展時,大多數受訪者持樂觀態度。課題組結合調研情況,就推進網絡直播健康有序發展進行了深入思考。
注重提高網絡直播的質量。從目前情況來看,直播平臺的內容偏中低端,優質內容較少。現在很多主播主要直播唱歌、跳舞等,內容良莠不齊,觀眾對直播的新鮮感最終會被這些內容給消磨耗盡。特別是僅憑“高顏值”刷網店或開直播受打賞的模式終將由于形式乏味、缺少內涵而難以持久。隨著同行競爭壓力的增強,網絡主播們開始在專業化服務上下功夫,訪談中不少全職網絡主播表示已經在通過參加培訓班、尋找老師來培養行為準則、夯實主播技能和基本功。可以預見,網絡主播對提高自身的才藝和職業技能的需求將會越來越迫切和強烈,網絡主播發展必將從“顏值時代”“個性時代”走向“專業時代”。對于網絡直播而言,傳播的內容是重中之重,最重要的還是“內容為王”,未來網絡直播的發展應傾力于優質內容的原創。
強化對網絡直播的協同監管。作為一個新興行業,網絡直播的主流是好的,對網絡直播中的“捐款”“扶貧”“助弱”“社會責任”和“社會正義”等行為應高度評價,對網絡直播的“幫農民銷售農產品”等事件應當點贊。多數受訪者認為,網絡直播之所以出現問題關鍵在于監管沒有形成合力。調查顯示,72.7%的主播主動提出應加強監管,期待政府規范行業管理,同時39.8%的主播會根據監管標準來適當地調整直播內容,12.6%會進行大部分調整,18.7%會對其進行全面調整,包括直播主題、方式等。深訪中也發現,受訪主播渴望健全的監管體系,希望監管部門建立“播前控制防范、播中嚴密監控、播后審查備案”的全程監管機制,創新檢測技術和手段,增強對違規內容和行為的及時發現,準確研判與快速處置,加大懲罰力度,切實減少“擦邊球行為”和“投機心態”,更好地促進直播行業的健康發展。
完善網絡直播相關政策法規。在談到直播政策保障時,有網絡直播從業人員反映,網信部門現在要求每個直播的主播必須要進行實名認證,并且要保存直播視頻,以便回查。調研中,許多網絡主播對政府關于直播的各項政策措施落地表示期待。特別是針對“勞動合同簽約率低、社會保障少、保障項目少”等問題,網絡主播群體普遍期盼探索建立新型的社會保障機制,方便他們繳納保險金,降低政府的遠期“兜底”壓力。
加大對網絡直播的引導和扶持力度。網絡主播區別于傳統主播的根本在于其“價值屬性不明顯,經濟屬性過于明顯”。但由于這一群體是影響社會觀念和社會意識的關鍵少數,發揮其“杠桿作用”,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念內化到直播中,實現對青年意識形態的引導就很必要。建議設立專項發展基金,獎勵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播。主動邀請青年主播代表參加座談會、聽證會、通報會,適時提供調研平臺,組織他們走進高校、企業、社區等開展國情社情考察,使其及時準確地把握輿論導向,實事求是地判斷事件因果,正確引導社會輿論、網絡輿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廉思課題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