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會嘉賓合影。人民網北京1月9日電 (董菁)1月8日下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全球化智庫(CCG)、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CCG北京

與會嘉賓合影。

人民網北京1月9日電 (董菁)1月8日下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全球化智庫(CCG)、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CCG北京總部聯合發布《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17——全球價值鏈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核算與分析》(中文版)(后簡稱《報告》)。

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中國商務部原部長陳德銘，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會長、中國首任駐WTO大使孫振宇出席《報告》發布會并做主旨發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在發布會致辭，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全球價值鏈研究院創始院長趙忠秀進行了《報告》的發布。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商務部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學會副會長、國務院參事王輝耀主持會議。CCG特邀高級研究員、全球價值鏈研究院雙聘研究員崔凡，CCG高級研究員、商務部歐洲司原司長孫永福， CCG特邀高級研究員、中國世貿組織研究會副會長霍建國，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李一諾， CCG副主任兼秘書長苗綠，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院長助理、副研究員王苒等專家學者出席發布會，并就全球價值鏈的變化及中國如何深化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度，實現在價值鏈上的升級等問題發表見解。

《報告》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王直，布魯金斯學會John L. Thornton 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杜大偉(David Dollar)，世界銀行貿易與競爭力全球實踐局主任若澤·吉勒爾梅·萊斯(José Guilherme Reis)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商務部原部長，現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陳德銘在主旨演講中生動講述了他對全球價值鏈的理解，并從經濟學理論以及全球生產和貿易實踐的角度，分別論述全球價值鏈對全球經濟的重大意義。基于其長期主持我國商貿工作的經驗，陳德銘高屋建瓴地分享了其對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整體認識，并高度評價了中國自加入WTO以來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實踐。陳德銘指出：“中國一直是全球經濟治理的積極參與者，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主渠道地位，加快建設高標準自貿區網絡，發起“一帶一路”倡議，打造APEC“中國印記”、提出G20“中國方案”、貢獻金磚“中國智慧”。這些新的努力，也為在更大范圍內塑造和引領全球價值鏈發展奠定了基礎。”

最后，陳德銘也為今后全球價值鏈領域的研究提出了他的思考與建議。他認為包括全球價值鏈研究院、CCG在內的中國智庫今后在從事相關研究的時候應該思考幾個問題，包括如何從全球價值鏈角度看待貿易失衡與價值分配不均，如何從全球價值鏈角度有效應對各國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以及如何從全球價值鏈角度探索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問題。而今天這份《報告》的發布，在陳德銘看來，將給所有從事國際經濟研究的人提供一個更新的視野，一種更廣袤的啟迪。

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會長、中國首任駐WTO大使孫振宇在主旨發言中首先贊揚了全球價值鏈研究院的研究工作，認為這份《報告》乃至已經建立的“UIBE指數”，都是非常杰出的，有國際影響力的成果。其實按照全球價值鏈的理論，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遠不如傳統的貿易算法。因而，如果全球價值鏈的概念能夠讓美方接受，對于解決中美貿易爭端意義重大。

對于全球價值鏈研究的未來，孫振宇指出，應該進一步研究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包括投資便利化、電子商務、中小企業等議題，而從全球價值鏈理論可以為這些課題提供新的視角。同時，全球價值鏈研究也應該積極和WTO目前面臨的困境相結合，以更好地為走出困境提供思路。

最后，孫振宇強調，中國今后參與全球貿易的過程中，改善自身營商環境，以及控制“一帶一路”的投資風險，也都是值得重視的問題。他也期待，已經取得長足發展的中國智庫，可以在理論創新、人才培養等方面，積極助力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承擔更多責任。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全球價值鏈研究院創始院長趙忠秀對《報告》進行了發布，并對全球價值鏈研究院自成立以來的重要成績以及研究員未來的發展規劃做了介紹。

CCG主任王輝耀在總結發言時表示，二戰后70多年來，我們之所以獲得和平的環境，與國際經貿的不斷升級換代以及中國對全球化的參與密不可分。而中國與世界的貿易不止對全球化，對中美關系也能扮演穩定劑的作用。因而在當前全球化處在十字路口的關鍵時期，CCG和全球價值鏈研究院、社科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這個研究報告具有突出的意義和價值。

《報告》集合各機構的研究力量，旨在幫助公眾和各國政策制定者理解全球價值鏈的發展和演進，及其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報告》首先探討了發展中國家如何才能深化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度，以及如何才能實現在價值鏈上的升級。《報告》指出重視和研究增加值貿易和全球價值鏈的第二個原因在于官方貿易總值統計數據可能產生對許多國際貿易現象的誤解，并分析了從增加值的角度分析所得到的結果與基于官方貿易統計數據分析所得到的結果的差異性。基于詳實的研究和嶄新的視角，從全球的格局著眼，解讀貿易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收入、就業等問題的影響，《報告》既是對現有國際貿易、全球化研究的重大突破與補充，也為發展中國家參與、深化全球價值鏈提供了極佳的理論參考。

《報告》的英文版由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世界貿易組織(WTO)、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亞洲經濟研究所(IDE-JETRO)以及全球價值鏈研究中心(RCGVC-UIBE)聯合出版，并于2017年7月10日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舉行了發布儀式。

商務部原部長，現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陳德銘發言。

附：《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17）》各章節主要內容

第1章首先介紹價值鏈的理論基礎并闡明全球價值鏈的重要性:全球價值鏈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融入世界經濟的新機會，增加其在全球貿易中的參與程度并使得他們的出口多元化。沒有全球價值鏈，一個發展中國家需要具備完整產品的生產能力，才能夠擴展新的經濟活動。如今，由于全球價值鏈的存在，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嵌入產品生產過程中的某一個或者某幾個環節，從而成為工業制成品的出口國。《報告》首先探討的就是發展中國家如何才能深化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度，以及如何才能實現在價值鏈上的升級。《報告》指出重視和研究增加值貿易和全球價值鏈的第二個原因：官方貿易總值統計數據可能產生對許多國際貿易現象的誤解。《報告》分析了從增加值的角度分析所得到的結果與基于官方貿易統計數據分析所得到的結果的差異性。

第2章構建了一個全球價值鏈指數體系，用3個指標來刻畫全球價值鏈的主要特征。它包括一個國家—部門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強度指數，測度特定價值鏈復雜性的長度指數，以及衡量某一國家—部門在全球價值鏈中所處位置的位置指數——度量一個具體的生產階段距離全球價值鏈兩端的相對距離。而全球投入產出表，則是這一指數體系以及所有貿易增加值數據的基礎。根據具體跨越的國家的次數，可以進一步分解為簡單和復雜的跨國生產活動。簡單的全球價值鏈生產中，價值增加只在生產階段跨越一次國境，不涉及通過第三國的間接出口或者再出口/再進口。復雜的全球價值鏈生產，則至少包含兩次跨境活動。《報告》通過對生產活動的這種分解，并根據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對不同國家和部門在過去20年間的跨國生產分工的方式進行了定量描述。

第3、4、5章研究了發展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相關問題、貿易成本，以及中等收入陷阱。《報告》指出，地理因素對于發展中國家參與價值鏈至關重要。根據零部件的大宗貿易的統計數據，世界似乎形成了三個相互關聯的生產中心。這三個生產中心分別在美國，亞洲(中國，日本，韓國)和歐洲(特別是德國)。撇開中國，發展中國家一般都在外圍，并且往往與地理上最接近的中心進行貿易。很多發展中國家幾乎沒有參與。非洲總體來說與任何已經存在的中心距離都很遠。在發展中國家內部，似乎只有大公司才參與到了真正的全球生產網絡中。例如，在拉丁美洲，小公司很少同拉美地區以外的地方進行貿易。

第5章探討了目前最激烈爭論的問題之一：“中等收入陷阱”——通過模仿和擴大生產要素(勞動力增長和投資)，從低收入增長到中等收入相對容易，然而從中等收入上升到高收入就要困難得多，因為這種改變一般是基于創新和創造力而不是粗放式增長。但中等收入陷阱并沒有足夠的實證研究支持。因為在所有發展水平上，都有增長速度大幅放緩的歷史實例(最近的例子：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近十年里，所有發達國家的增長都很緩慢)。《報告》的第5章探討了2000年至2011年，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并進而向高收入的轉變。對于每一種轉變，《報告》都找到了成功的案例，說明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轉變與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轉變一樣是可能的。雖然這里不存在特別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在任何時期都存在一些國家得以迅速增長，而其他國家卻處于停滯不前或增長的速度緩慢的情況。《報告》發現的一個明顯經驗規律是，上升一個級別的國家明顯比萎縮停滯的國家更多地參了與全球價值鏈。

當分析的基礎從總值轉變為增加值時，對國際貿易認知的關鍵轉變之一，是貨物與服務在貿易中相對作用的改變，這個問題在《報告》的第6章中進行了充分討論。產品貿易中絕大部分都是制成品，其余的是農產品和礦產。經濟學家將許多服務稱為“非貿易品”，這意味著它們不能在國際上直接進行交易。高端服務，例如醫療保健和法律咨詢也很難直接進行國際貿易。這一情況隨著遠程服務交易的出現而有所改變，但是從統計數字上來看還很小。然而，當我們從增加值的角度來研究貿易問題時，服務貿易的比重，在1980年到2008年間幾乎增加了50%。另一種理解這一統計數據變化的方法是由于制成品的價值大部分來自于服務業的投入。發生這一變化的原因是對經濟學老問題的新答案——為什么服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會增長：是由于制造工廠的外包服務活動;是由于例如電信和運輸等聯結性服務在全球價值鏈世界中越來越高的重要性;是由于在精密制造的復雜產品中，例如汽車軟件中服務成分的增加;是由于服務任務相對制造性任務價格的上升，因為制造性任務更容易離岸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地方，等等。

《報告》的第7章回顧了全球價值鏈研究，發現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具有更好的制度，例如產權意識以及法制性更強的國家會更多地參與到全球價值鏈之中。在中國大多數的城市中，那些有著更好的合同執行措施、清關流程更快、金融體系更完善的城市往往更多地參與到全球價值鏈中。

第8章提出，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控制腐敗、簡政放權、以及對投入(包括服務)實行零進口關稅來改善制度環境并全面降低貿易成本是融入全球價值鏈非常有效的措施。事實證明，一條有效的路線是通過“深層”貿易協定。一個深層的貿易協定超越了簡單的關稅削減，會涉及關于法律和法規方面的承諾。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的多輪協議主要涉及降低進口關稅，這對制成品貿易產生的影響最大。優惠貿易協定(PTAs)的迅速推廣，表明它對于加深經濟一體化是一個更加可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