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煙門診就診量低、運營困難,業界呼吁將控煙納入慢病管理
除了通過基層慢病防治工作,推廣戒煙服務、落實肺癌早篩外,更“治本”的控煙行動,是直接減少全民吸煙率。
一項對中國50萬人11年的研究追蹤證實,吸煙可增加56種疾病的發生風險,每年造成約100萬人口的死亡。
(資料圖)
26日發布的《2022中國控煙觀察-民間視角》(下稱“報告”)稱,隨著人口加速老齡化,預計未來20年內將有860萬中國人因吸煙而患癌死亡。
“目前我國居民卷煙消費仍然在上升,拐點未到,男性肺癌死亡率還處于上升階段。即將到來的老齡化和煙草使用導致的危害疊加將是難以承受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控煙辦公室原主任,新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姜垣在解讀該報告時表示。
中疾控慢病中心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等媒體表示,考慮到“煙和慢病的關聯程度”,中疾控已在全國慢病綜合防控示范區的平臺上,試點開展控煙工作。截至目前,全國31個省份建立的全國慢病綜合防控示范區共計488個,多項控煙指標也被納入示范區的評價指標體系之中。今年,中疾控慢病中心除了會繼續推進已建示范區的考核工作,還會推進第二批與控煙相關的示范區項目。
大多數戒煙門診,就診量低、運營困難
前述中疾控慢病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由于吸煙會導致慢病發病風險明顯提高,控煙是慢病防控領域中“最重要的因素”。
根據一項由中國醫學科學院、國家呼吸醫學中心院士王辰等中國學者去年12月刊發于《柳葉刀-公共衛生》上的前瞻性隊列研究,在中國,18歲之前開始吸煙的城市男性吸煙者中,發生各類疾病的風險增加32%,總死亡風險翻番,該類吸煙者中至少有半數因吸煙而過早死亡。此外,吸煙還會顯著增加罹患各類非直接致死疾病的風險,例如哮喘、消化性潰瘍、白內障、糖尿病和其他代謝疾病。
該研究同時發現,患病前主動戒煙的煙民,戒煙后約10年其患病或死亡的風險基本接近從不吸煙者水平。
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戒煙干預是提升社區戒煙率的關鍵。不過,多名受訪業界人士表示,這項工作在基層落地仍然“道阻且長”。
北京朝陽醫院臨床流行病學研究室及煙草依賴治療研究室主任、北京朝陽醫院戒煙門診負責人梁立榮告訴第一財經,目前,全國范圍內的戒煙門診大都開設在公立三級醫院,且總數只有百余家,甚至有些人口規模大的城市僅有一家戒煙門診。
梁立榮說,近年來,在政策推動下,如北京等地區的戒煙門診就診人數從一開始每月每周只有四五個患者,到現在一天就有10多個患者;同時,就診人員的身份也發生變化,從一開始的備孕婦女和中老年人,擴充到無煙黨政機關人員、機場工作人員等。但總體而言,在絕大多數的戒煙門診,就診量低、運營困難的挑戰仍未解決。
梁立榮表示,一方面,吸煙人員往往僅憑意志力戒煙,并沒有將戒煙難視為一種高度成癮性疾病,這讓他們對于是否通過藥物干預存有疑慮,同時,電子煙的商業宣傳也讓部分戒煙人群沒有第一時間考慮獲得專業的戒煙服務;另一方面,在公立醫院開展戒煙服務通常只有投入沒有回報,要想戒煙門診的服務能夠持續性的落實到位,還需要相關專項經費予以支撐。
為何“患病前主動戒煙的煙民”占比不高?姜垣告訴第一財經,煙草依賴其實可以視為一種慢性病,但社會對于“戒煙”是公衛行動還是個人行為,看法不一。在此背景下,已獲批上市的兩款處方藥和一款非處方藥均未納入國家基本醫保,基層醫院也因此難以做出相關的藥物儲備。從用藥負擔來看,目前,此類藥物大致需要花費2000元,用藥周期一般是3個月,是絕大多數煙民可以承受的。
梁立榮也對記者表示,由于無法使用醫保報銷,即便可負擔,煙民也缺乏自費買藥治療的意愿。另一方面,戒煙并非只是通過藥物干預,還需要一系列臨床治療手段,而一些基層醫生因沒有接受相關的培訓,因此缺乏戒煙干預的技能。
在梁立榮看來,線上數字醫療或可在保證其戒煙有效的情況下,幫助基層實現戒煙服務的“低成本廣覆蓋”。
為了更好地將控煙行動和基層慢病管理中相結合,業界人士認為,還需要關注“患病卻不自知”的高風險人群。通過早診斷、早治療,減少社區居民因煙草使用或暴露在煙草環境下,而罹患重癥的風險。
“篩查可以盡可能降低中國肺癌的死亡率。”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胸外科副主任醫師胡牧表示。
目前, CT等設備正加速下沉基層醫院。胡牧認為,對于疾病高風險人群,比如對于吸煙指數大于300的中度以上煙民,直系親屬里面有肺癌的人群,定期做CT篩查是有必要的,可以及時發現肺癌風險。“目前,早期肺癌的手術創傷越來越小,甚至還可以通過不開刀進行根治,這種無創手段對早期肺癌的治愈率幾乎為100%。”
控煙需要算“大賬”
除了通過基層慢病防治工作,推廣戒煙服務、落實肺癌早篩外,更“治本”的控煙行動,是直接減少全民吸煙率。前述報告認為,煙草使用是可以預防的最主要的健康行為危險因素,控煙是維持和提高人口數量和質量的一個重要、可施行且有效果的措施。
無煙立法能夠高效地保護最多的人免受二手煙危害。但報告顯示,截止到2023年1月,我國只有20多個城市實施了地方性控煙相關法規,其中,地方性法規完全符合世界衛生組織“室內百分百全面無煙”要求的城市僅北京、上海、深圳、青島、蘭州、長春、西安、武漢、秦皇島、張家口等13個。
立法推進緩慢背后,關鍵原因之一是“煙草經濟”的影響。“在民意調查期間,公眾對‘公眾場所禁止吸煙’的民意支持率很高,對無煙環境的期待也很高,但一旦要變成法律條文,在征求意見的時候就演變成了‘拉鋸戰’。原本經衛生系統起草好,基本法則和條款比較符合世衛公約要求的稿子,在公開征求意見之后,條款內容出現了‘倒退’。” 中國控煙協會高級顧問、原常務副會長許桂華說。
在許桂華看來,控煙需要算“大賬”。從短期看,煙草是“繳稅大戶”。去年中國煙草稅收創歷史新高,達到1.35萬億元。有統計顯示,目前中國的卷煙消費已上升至全球消費總數的50%;但從中長遠看,煙草使用會導致更多疾病和死亡風險。
為進一步提高控煙措施的可及性和有效性,報告建議,增加控煙經費投入。“為達到‘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的目標,使成人吸煙率從目前的25.6%下降到20%,需下降5.6個百分點,這亟需較大數額的經費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