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考古工作訪談會】找尋那些沒有留下名字的“平凡生命”
廣州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舉辦的文物考古工作訪談會昨日上午在廣州市智慧城市運行中心多功能廳舉行,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學、廣州
廣州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舉辦的文物考古工作訪談會昨日上午在廣州市智慧城市運行中心多功能廳舉行,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學、廣州市文物博物館學會、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專家學者們濟濟一堂,暢談廣東、廣州的文物考古工作之新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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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那些沒有留下名字的“平凡生命”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鄭君雷說,考古專業的很大特點就是“一只腳在田野,一只腳在課堂”;一段時間在城市里,一段時間在鄉下,“大家看到我今天穿著西服,像一個所謂的大學老師的樣子,但我換上T恤在田野上都是曬得黑乎乎的。考古專業本身有很強的實踐性,這種實踐性即使在課堂上也會表現出來。這種轉換對我們來說不困難。”
“考古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田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館員劉鎖強說,“我和大家分享一個考古發現——青塘遺址的發掘,那是前幾年我負責的主動性考古發掘項目。”遺址在清遠市英德市青塘鎮,發現了著名的“青塘少女”,這應該是廣東地區距今一萬年以前保存最完整的人化石。它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姿態——蹲踞葬,骨頭呈現出蹲著的造型,骨頭下面還墊著六塊石頭,說明這個墓葬的主人下葬時已經有了葬式,也就是說當時的古人類已經有明確的生死觀念,用這樣復雜、有儀式性的行為來安葬她,很可能當時就有原始宗教信仰了。“我們不知道她叫什么,但知道她是一位年輕女性,大概14~18周歲,身高約1.5米。她就是埋藏在塵埃下,消失在時間長河里的一位寂寂無聞的年輕女性,”他說,“我們研究歷史、看歷史,經常看到王侯將相、才子佳人,但考古發掘很大一部分都是這些在歷史上沒有留下名字的人,這些平凡的生命恰恰是我們研究古代歷史、古代社會的最好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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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歷史在眼前變得鮮活而生動
“1995年南越國宮署遺址的發現與發掘是我最難忘的一件事,”廣州市文物博物館學會會長、二級研究館員全洪說,“當時我們要到南越國宮署遺址附近的工地去發掘,去找考古遺址大概的范圍。布了幾個探方之后,很快挖到生土,這時可以撤隊了,但我們沒有撤,還是在工地這里巡,在另外一個方向發現了南越國宮署遺址,這個遺址就是現在大家經常講的南越王宮的御花園,就是一個大水池,和曲流石渠組成的人工園林水景。”
著名考古學者麥英豪先生馬上組織了考古、歷史、建筑各方面的專家來論證這個遺址,及時向國家文物局、省、市政府報告,通過不斷地宣傳和解釋,把這個遺址保護下來。這個遺址在1996年就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很快也列為“全國重點保護單位”。“所以我們在任何一個考古工地、任何一項考古發掘,都不敢輕易放棄。如果我們不把工作做到最后就走了,可能就會錯失一個重大考古發現。”
“2017年下半年,我在黃埔茶嶺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做發掘。在發掘編號灰坑13的窖穴時,我發現深度超過1.5米還沒有到底。我特別吃驚,問技工老師:‘你沒有把灰坑挖穿吧?’灰坑13的發現完全顛覆了我對廣州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的認知。”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研究館員張強祿說。
果然,在這個灰坑里發現了豐富的植物遺存,經過植物考古學家長期工作和后期測試分析,可以確認在茶嶺包括它旁邊的甘草嶺遺址,發現了距今4400年以前的栽培稻遺存。這是珠江三角洲遺址單位最為明確、年代最早的早期稻作遺存,“正是因為黃埔茶嶺遺址的窖穴發現,讓我們重新認識廣州北部流溪河流域和增江流域在新時代晚期,也就是距今4800年至4000年社會變化的深層發展歷程,刷新了我們對廣州過去早期文明發展史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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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廣東在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中的位置
廣東剛剛公布了十年來的十大考古發現,青塘遺址、巖山寨遺址、南石頭監獄遺址都在其中;而在2021年度廣東省文物保護工程典型案例中,也有南越國宮署遺址及曲流石渠、南漢宮殿和水井遺跡本體保護工程。那么與全國相比,廣東、廣州的考古究竟在怎樣一個水平上?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博士、二級研究館員曹勁表示,要想了解嶺南歷史,特別是了解史前的、歷史時期的嶺南獨特的歷史發展軌跡,很多時候只有通過考古工作。近年的一些考古發現實際上已經改寫了嶺南歷史,如磨刀山遺址把嶺南有人類活動的歷史提前了60萬年;青塘遺址揭示了嶺南地區的人類是如何從舊石器時代逐步過渡到新石器時代;“南海一號”、南澳一號的發掘為我們揭示宋代到明代海洋貿易的歷史,提供了最真實的標本和見證。
“雖然我們說無論對比長江流域還是中原地區,從文物數量和我們熟知的青銅器、玉器這些高等級的文物精彩程度來講,廣東文物是比不上。但廣東有廣東的特點,嶺南有嶺南的特點。”劉鎖強說。在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這樣宏大的歷史進程中,廣東積極參與其中,這是通過考古發現、考古研究得出來的結論。從人類直立時代、猿人時代廣東大地就有人在繁衍生息,到農業起源階段,尤其到重要的文明起源階段,大概四五千年前,我們都發現重要的遺址、重要的遺存。
全洪說,期待本土專家構筑一個有廣東特色、廣東氣派的文化遺產保護體系。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研究館員易西兵則表示,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2019年加掛了“南漢二陵博物館”和“海上絲綢之路廣州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研究中心”的牌子,要利用這個平臺做好考古遺產、考古成果的闡釋、研究和展示。
“在幾代人接續研究的基礎上,現在終于有足夠的材料和想法,去思考、去構建廣州早期的歷史。”張強祿說,“用這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和考古材料,去講好廣州故事,讓社會大眾能夠從考古發現中看到廣州的命題,也從中讀懂廣州、熱愛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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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來廣州平均每年開展考古項目近300宗
2013年,《廣州市文物保護規定》正式施行,明確了大型基本建設工程的概念,明確設立文物保護專項資金。2014年5月,廣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共16片地下文物埋藏區,全省唯一、全國領先。《廣州市國有建設用地供應前考古調查勘探程序暫行規定》明確了考古調查、勘探、發掘工作的程序要求。
廣州文物考古機構不斷壯大。1995年,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是全國較早成立的市級考古所。2014年,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更名為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人員編制由原來的35名增加至70名。2019年,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加掛海上絲綢之路(廣州)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研究中心、南漢二陵博物館牌子,人員編制核定為74名。
2016年以來,廣州市開展考古項目1719宗,平均每年近300宗。發掘增城金蘭寺、墨依山、蓮花書院、黃埔茶嶺等重要考古遺址,清理古墓葬3000余座,出土重要文物15000余件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