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俄羅斯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誕辰90周年
2022年4月,為紀念俄羅斯導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1932-1986)誕辰90周年,中國電影資料館藝術影院推出了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作品回顧展活動,
2022年4月,為紀念俄羅斯導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1932-1986)誕辰90周年,中國電影資料館藝術影院推出了“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作品回顧展”活動,共放映了他的七部影片。
“世界現代藝術電影圣三位一體”之一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是詩人阿爾謝尼伊·塔可夫斯基之子,曾就讀于音樂學校、美術學校與東方語言學院,1961年畢業于蘇聯電影學院。首部電影長片《伊萬的童年》獲得1962年威尼斯影展金獅獎,1966年放映的《安德烈·盧布廖夫》獲得費比西獎;接下來的《飛向太空》(1973)、《鏡子》(1975)與《潛行者》(1979)均受到觀眾與藝術愛好者的推崇;在意大利博洛尼亞拍攝的《鄉愁》(1983)獲得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獎;塔可夫斯基最后一部作品《犧牲》(1986)拍攝于瑞典并獲得戛納電影節評審團特別獎。塔可夫斯基受俄、法、德思想以及東方文化影響較深,以其博大深邃的高貴氣質與莊重沉郁的詩性敘事,毫無爭議地成為“世界現代藝術電影圣三位一體”中的一員(另兩位是瑞典電影導演英格瑪·伯格曼和意大利電影導演費德里科·費里尼),并獲得英格瑪·伯格曼的支持與贊譽:“初看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宛如一個奇跡。驀然間,我感到自己佇立于房門前,卻從未獲得開門的鑰匙,那是我一直渴望進入的房間,而他卻能在其中自由漫步。我感到鼓舞和激勵:終于有人展現了我長久以來想要表達卻不知如何體現的境界。”
塔可夫斯基六歲時母親開始給他讀《戰爭與和平》,他的電影也“繼承了屬于俄羅斯文學的那些因素:懺悔、自我犧牲、尋神”。他最喜愛的詩人與作家是普希金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時也喜歡莎士比亞、索洛維約夫、列昂捷夫、別爾嘉耶夫、赫爾曼·黑塞及中日等東方文化。他經常援引作家赫爾曼·黑塞的話:“每一個人都不僅僅是他自己。他還是與世上諸多事件相交匯的一點。這個交匯點只有一次,而這一點,獨一無二,意味深長,卓越超絕。”這句話既概括了塔可夫斯基作為藝術家的個性,又概括了知識分子的共性——“他不僅僅是他自己”。
重建與靈魂源泉的盟約
別爾嘉耶夫說過:“俄國知識分子的敏感與多情是罕見的,俄羅斯人不僅在自己的創作熱情中寫出了完美的作品,而且在這種熱情中進行完美的生活。”塔可夫斯基作為一名知識分子與藝術家,也以這種“藝術修行”與“完全行為”的方式“先天下之憂而憂”。
有人說,在世界電影史中沒有哪一位電影導演能夠像塔可夫斯基那樣,對人類精神抱有如此執著而深切的關懷。塔可夫斯基也坦言心中最深的憂慮是“我們文化中精神空間的貧瘠。我們拓展了物質財富的領域,卻剝奪了人的精神維度,并對其威脅置之不顧”,然而他深信“一個人能夠重建他與自己靈魂源泉的盟約,以此恢復他與生命意義的關系。而重新獲得道德完整性的途徑是在犧牲中奉獻自己”。在《伊萬的童年》中,伊萬的媽媽、妹妹遭遇德軍炮火遇害,爸爸也犧牲了,而母親就死在他們愉快相遇的剎那間。每次對那一刻的回憶都讓伊萬在地獄邊緣走一遭——在那一刻,世界上所有與伊萬共享時間記憶的人與美好,都被戰爭毀滅。他痛苦地說:“我的神經都快崩潰了,我習慣不了祈求,我對一切都厭惡得要命。”這是12歲的孩子面對荒誕的戰爭所產生的幻滅與虛無。塔可夫斯基將兒童的燦爛、愉悅、美好同戰爭的陰暗、血腥、荒誕并置在一起,張力十足地批判人類發起的各種戰爭;而為了避免戰友犧牲,伊萬利用自己身材瘦小不易被敵軍察覺的特點,冒險給蘇軍帶回前線消息。他希望死去的戰友能夠“入土為安”,自己卻被德軍抓住處以絞刑,少年在“犧牲”中獲得了存在與道德的完整性。
關于知識分子的“憂思”在塔氏的其他多部電影中出現。電影《鄉愁》中的人物說:“人人都追求快樂,可是有些東西比快樂更重要。”這句話折射了導演對知識分子最高存在境界的認知:“藝術創造不是自我表達或自我實現,而是以自我犧牲創生另一種現實、一種精神性存在。”電影中,作家安德烈與數學教師多米尼克都以“犧牲/創生”的方式,將可知的精神性存在加以呈現,“喚起人們善良的感情”,升華精神與激發信仰。
果戈理在1848年的一封信中提到:“我的工作是以活生生的形象傳道,而非以滔滔雄辯。我必須要展現生命的整個全貌,而非討論生命。”電影《犧牲》中亞歷山大也如果戈理的看法一樣,他對自己一直“說啊,說啊,說啊”感到厭惡,他說:“我這才理解哈姆雷特,高談闊論讓人忍無可忍,立即停止空談做些實事!”亞歷山大以實際行動拯救世界并遵守諾言,最后被醫院的人當作瘋子強行帶走。
《潛行者》中的潛行者作為博覽群書的知識分子,在監獄中被剝奪了一切,物質上一無所有,無法給妻子帶來任何東西,但他卻希望能幫那些“已經絕望了的、沒人能幫的人”,他“只剩禁區這里了”,他的快樂、自由和自尊都在這里,他帶來的人都像他一樣不快樂,他說“他們只有我”。“潛行者”像獻祭一樣把自己奉獻給這些沒有希望的、甚至充滿“懷疑”的人,冒著危險帶領他們走入象征自由與靈性的“禁區”。
塔可夫斯基在皮卡迪利的演講中討論了知識分子的“愛自己”,他說他“已經對取悅自己沒有太大興趣了,或許這正是我愛自己的開端”。這種超越了感性與理性存在層次的“愛”,恰恰是在向克爾凱郭爾定義的人的最高存在升華,讓至善的“愛”這個樸素行為成為決定人存在意義的核心元素,升華人的存在。
精神化男性與日常女性的張力
塔可夫斯基在電影《飛向太空》中放置了蘇格拉底的石膏雕塑,并把他的“知識即美德”的看法引入電影中,并對其邏輯進一步延伸。電影中年輕的伯頓“并不贊同不惜任何代價追求知識”,他認為“知識只有在道德基礎上才有效”。
電影《犧牲》中,亞歷山大說:“人們不斷侵犯自然,把文明建立在恐嚇、暴力和強權上。我們所有的‘科技進步’,只是為更快捷地得到享樂……一旦我們獲得科學突破,立刻就被用來助長邪惡。”隨著科技知識的發達,知識如果不是在“道德基礎”之上,勢必會導致事物發展的不可控階段,如廣島原子彈事件、切爾諾貝利事件及各種生化工廠爆炸事件。
塔可夫斯基在電影中塑造了各種各樣的人:筑路工人、小學生、兒童偵察兵、軍官、冒險家、流浪藝人、圣像畫家、大公、韃靼人、白癡、鑄鐘人、校對員、科學家、潛行者、母親、傳記作家、圣愚、女導游、心理學家、教授、醫生、郵遞員、巫師、演員,甚至“幽靈”等。除了《鏡子》,塔可夫斯基電影的主角幾乎都是男性,導演通過他們在不同時空內對人類歷史與文明活動的參與,呈現俄羅斯男性在宏大領域內的駐足:他們在哲學中探尋真理并嘗試闡釋人類存在的意義,在俄羅斯的神學文化中踐行并定義希望。
《安德烈·盧布廖夫》中的費奧凡與盧布廖夫產生了分歧,他要離開修道院還俗只侍奉自己的信仰,“因為修道士們把利益放在信仰之上”,而盧布廖夫如同知識分子一樣,此刻還抱著侍奉人類、拯救人類的愿景,希望自己的族群能夠從饑荒、疾病和韃靼人的擄掠與殺戮中解脫出來,這與費奧凡成為引領眾生的“星辰與大海”的境界不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佐夫兄弟》中說:“俄羅斯小伙子們湊在一起,就談論全宇宙的問題:比如有沒有上帝?有沒有永生?俄羅斯民族的命運是什么?”塔可夫斯基的電影也一樣較多關注人類的宏大問題,較少刻畫家庭中浪漫的男女之愛,多呈現男性與女性在家庭空間中的不同訴求以及產生的爭端與和解。在《飛向太空》中,有同丈夫負氣自殺的妻子;《鏡子》中,有妻子對丈夫高高在上的揶揄嘲諷;《潛行者》中,妻子向不負責任的丈夫歇斯底里地泄憤,轉而寬恕鼓勵他;《鄉愁》里,有中年知識分子對年輕女性的差異化交流;《犧牲》中,妻子對丈夫強勢地管控。
電影《鄉愁》中的女翻譯嘲笑安德烈說,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好像“都很渴望自由,可是一旦拿到了又不知該怎么辦”。這種表述也是對知識分子迷茫時期存在狀況的一種描摹。電影《潛行者》中的妻子知道自己跟被稱為“上帝的傻瓜”“可憐的混蛋”“每個人都嘲笑的”“潛行者”一起生活會“苦樂參半”,即便如此,它也會“勝過灰暗平靜的生活”——這是妻子在“潛行者”對社會精英階層的“不相信”絕望時,給他的鼓勵和希望。索洛維耶夫認為,俄羅斯具有索菲亞主義特征的女性有別于男性,她們既有神性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在喧囂的男性世界里她們啞默無聲,但她們卻作為追索永恒的彼岸世界的幻想性摹本被建構出來,她們身上諸多完美的優點,彌補了俄羅斯男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缺失。
“我是誰”與“創造力是不是一種罪”
在《潛行者》中,也有對“我是誰”的困惑與迷茫,當人們不確定自己是誰,且何來何去的時候,他“只想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如何知道我不想要我想要的或我真的不想要我不想要的?一旦找到之后,這一切就虛無縹緲了,所有的意義就像陽光下的水母被蒸發了一樣。我的良知渴望素食主義的勝利,而我的潛意識卻渴望多汁的牛排,那么我到底想要什么?”他們在認知“我是誰”這個問題上迷茫過后,總是在最后找到答案與希望:安德烈以犧牲完成了知識分子的導引作用,潛行者還要繼續帶那些絕望的人去他們的西西弗斯之地,盧布廖夫要繼續畫他的圣像畫。
克里斯在《飛向太空》中看清了世界的本質與真相,天體生物學家薩托雷斯從物理學的角度解釋了人與“靈魂”的存在,他說“我們由原子構成,而他們(“幽靈”或“靈魂”)是由中微子構成的”,控制論學家斯納特在回應這一問題時說,是索拉里斯海用其他方式回應了人類的強射線,探測人類的思想,并提取出他們的記憶島,將他們腦海中的記憶、幻想等印象具體化。對“幽靈”或不可見的“靈魂”的具體化呈現,使得人的存在及“我是誰”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微妙與復雜,這也是塔可夫斯基電影不朽的地方——呈現了人類不可窮盡的樣式與屬性。
對于人類的創造力,塔可夫斯基卻又思忖:“創造力是不是一種罪?”電影《犧牲》中的亞歷山大為了讓身體每況愈下的媽媽看到美麗花園,他“修剪草坪和樹枝,燒掉雜草”,干了整整兩個星期??僧斔麖拇翱谕鋈サ臅r候,發現“所有的自然之美蕩然無存,只留下暴力的痕跡,簡直令人作嘔”。自然中的神韻、靈光被破壞殆盡。
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就是要將人們從清晰的語言表達、概念認知與一成不變的定見中解放出來,還原那個不可捉摸的永恒宇宙。